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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听众小陈致电电台求助，小陈说自己和丈夫都是独生子女，今年打算生二胎，然而丈夫的外地独生子女证明，上海却不认可，其实，类似的政策还有很多，从中折射出当下无处不在的“诚信危机”，请听东广记者丁芳、汤丽薇发来的综述：

小陈很不解：不管是外地还是上海的独生子女证，都是政府部门下发的，两地政府之间怎会不信任。

　　【街道就说，13年开始只要是外地发的独生子女证，都需要到当地发证的机构再开一张证明。非常麻烦，厂都倒闭了组织都找不到的，差不多问了两周，就是办不下来。】

　　“异曲同工”的是：现在上海各大医院为防止病人用医保卡乱开药，而规定每个病人每次就医最多只能开两周的药。这使得一些天天用药的大病患者苦不堪言！为防范少数人的不诚信，而让全体成员为其“买单”，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政府对当下社会诚信缺失的“束手无策”。

　　社会学家顾骏认为，要想打破困局，必须先切断“不诚信”与“获利”之间的“等号”关系：

　　【我们会发现不诚信的人往往是可以得利的。利益越来越大，靠内心良心发现式的诚信已经不足以维持了，在这种情况底下，不守道德人更容易得到机会，久而久之相信道德的人会越来越少。我们就要想出：你如果不诚信，得到的利益是小的，受到的惩罚是大的，像过去中国说的人无信不立】

　　不可否认，为了打破“不诚信却获利”这一不合法不合理不合情的怪象，今年起全国各地都在着手打造社会诚信体系，希望依靠制度来约束不诚信行为的获利途径。今年9月18号，上海召开了历史上首个以诚信为主题的市政府新闻发布会，会上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了上海今年力推的“个人征信体系”建设，以及规范企业诚信的设想和措施。但在记者提问环节，当记者抛出“谁来监管各级政府诚信”的问题时，台上的几位领导有些答非所问：

　　【领导：这个问题就是诚信建设是一个社会系统，需要一个比较长的过程，分阶段的达到预期的目标……】

　　顾俊教授介绍，社会各界早有这样的共识：要想建立诚信社会，没有二话，必须“自上而下”：

　　【社会诚信以政务诚信为前提，如果政府也不诚信，那对社会诚信的杀伤力是很大的。比如说政府政策的连贯性，不能前面出了政策后面这个政策就没了；还有一个就是政府依法行政，如果我们说政府连守法都做不到了，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约束政府呢，他诚信的基础又在哪里呢？】

　　由于各级政府掌握着重要的社会资源，大权在握，政府诚信与否，对社会、企业、个人的影响都非常大。但遗憾的是，不少地方对于政务诚信的监督，还只停留在“纸上”。某家大型国企这两年参与上海保障房的建设，根据合同，在今年6月份，应当回款50亿人民币，然而记者9月份采访时了解到，涉及几个区的回款总共才3.7亿。而一位民营房地产公司负责人说，和政府部门打交道不容易：

　　【为了吸引我们投资，夸大项目周边规划，结果都是很多年周边也发展不成形，还有土地拿到后要开发建设，却受到很多市政配套限制，我们只能吃哑巴亏，而招商时承诺的许多后期补偿或优惠措施，等我们真正掏完钱投资后，就不再兑现了。】

　　利益受损方、尤其是企业，一般都不会和政府“翻毛腔”。美籍华侨Sydney，在上海开设一家咨询公司，本以为只要做事守法就可以一帆风顺，可过程中，他遭遇不少没想到：

　　【每个月5%的房产税我们是交到税务局去的，那居委会就来找我们说，你这个房产税就交给我，你不用交到税务局了。你不要管，你把钱交给我我给你发票，那我们肯定不，然后他跟我们说了，你以后要我们服务的时候你看着哦。已经开始找我们麻烦了。】

　　律师王蓉认为，政府是否诚信，往往是社会诚信的标杆，今天中国的诚信危机，即是一个处于历史过渡阶段的表现，同时也是社会缺乏诚信典范的表现，各级政府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王蓉说，在问责制等制度设置上要跟上：

　　【现有的问责制度不到位，现在很多问题我们法律都有，但是在问责这一块，明显的法律条款往往不多。从制度设置角度上看，对于政府行为有过失的，或者有失信于民的，该怎么处理，这一块我们往往都看不到下文。或者承担责任人的寻找都是很难的，这个就是现在最大的问题】

据中国搜铺网(www.3puok.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