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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我国的分配格局向政府倾斜主要是政府的各种非预算收入提升所致，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分税制财税改革后相应的监督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积极推进“费改税”工程并加快税制监督体系建设，增加我国财政的透明公开和公平性，是必要的政策选择。
　　
　　　　
　　 对我国收入分配发展状况，主要从两个角度进行分析：一是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总体变化情况；从分配流程角度分别从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两个层次展开分析。二是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分析。这也是长期以来对收入分配进行观察的两个主要视角。
　　
　　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现状
　　
　　 依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分析，2008年，中国GDP总值为314045亿元，经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后，形成国民总收入和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分别为316229亿元和319410亿元。从1992年到2008年的变化情况看，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年均增速比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年均增速分别快4.3个百分点和0.5个百分点，住户部门可支配总收入年均增速比国民可支配总收入年均增速慢1.2个百分点；从三大部门收入份额看，无论是初次分配，还是再分配，企业部门和政府部门收入的比重均呈上升的趋势，居民部门收入的比重呈下降趋势。
　　 再分配格局是各收入主体掌握的真实可用的收入份额，能够最充分和准确地代表一个国家一定时期国民收入分配状况。我们以为，依托《中国统计年鉴》中的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中的可支配收入数据对收入分配格局进行分析，尚需考虑现实中大量存在的各种非预算收入，如政府部门的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和农村非税收入等。考虑以上因素，我们尝试测算了调整后的国民收入主体再分配格局。
　　 通过分析我们可知，在上世纪90年代我国主体收入分配格局大体上是比较稳定的，本世纪以来才出现明显的变化，表现出政府所得份额上升明显，企业所得增速较快，居民所得增速较慢、份额下降的特点。具体可以概括为三个趋势：一是初次分配企业增速较快；二是再分配向政府倾斜；三是居民所得份额逐渐下降。
　　
　　初次分配企业增速较快
　　
　　 在上世纪90年代大体上有两个因素影响着企业部门所得份额的变化。
　　 一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推动了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特别是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的几年间，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再加上市场机制在配置资源、引导分配方面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市场活力大幅提升，这就使企业收入所得份额保持上升势头。这是积极的因素。
　　 二是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高速发展也产生了通货膨胀等不利因素，尤其是宏观经济中开始出现社会总供给大于总需求的矛盾，开始了新一轮的宏观经济治理整顿。以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初期快速发展的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各种非国有企业都陷入了“需求不足、市场不旺”的困境，相对紧缩的宏观产业政策，使得高负债运营的企业经营出现困难；再加上国有企业改革相对滞后，社会负担过重，这些都使企业所得份额下降。这是消极的因素。
　　 在上世纪90年代，积极和消极这两种因素相互影响和交织，总体上使企业所得份额变化不大。2000年后这两个因素都转变为积极因素。一是市场经济更加完善，市场机制配置资源能力大幅提高，再加上国有企业改制大体完成，社会负担大幅减轻，这些都促进了企业经营和创新活力的提升。二是以加入世贸组织为契机，出口导向型经济快速发展，在外需拉动下企业生产扭转了国内需求不足的不利局面。这两个积极因素推动了本世纪以来初次分配格局中企业份额增速较快。
　　
　　再分配向政府倾斜
　　
　　 从分析中我们得知，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以来，我国政府部门是唯一两个时期分配比重都上升的分配主体，也可以说，在我国分配格局中存在向政府倾斜的趋势，那么原因又是什么呢？
　　 我们认为，根源在于1993年～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后监督机制等配套措施的不完善。这次分税制改革本质是税权下放，政府逐级留成，政策初衷是明确地方的经济激励，表面上看也只是政府部门内部的利益调整，按照中央和地方政府的事权和财权划分，初步理顺了中央和地方的分配关系，主要是提高了中央财政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比重，并不涉及企业和居民部门的收入调整，理应对政府、企业和居民部门的分配格局影响不大。
　　 为了与分税制的税制改革配套，国家又陆续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关于加强预算外资金管理的决定》和《试点地区工资指导线实行办法》等法规，重新规范了政府、企业和居民间的分配关系。在新的主体分配框架内，政府所得主要体现为以生产税和收入税为代表的预算收入和以各种收费为代表的制度外收入等非预算收入。
　　 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宏观经济形势和国外经济环境的双重影响下，由于国有和非国有企业经营效益不好，上缴所得税有所下降，地方政府财政压力加大。在没有实质性权力制约下（地方的相关监督体系事实上也在为地方政府服务），特别是在新税种或各种收费不是在立法机构而是在行政部门设立的国情下，分税制事实上给各级地方政府收税或收费增加收入开了绿灯，这种税费或变相的摊派等大都是针对企业和居民部门的。
　　 进入本世纪以来，国内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而土地出让收入从1994年就全部划归地方政府所有，在地价上涨的同时，地方政府的土地出让收入大幅增加，再加上出口导向带动下企业生产和经营环境大幅改善，上缴生产税和所得税提高，这些都促使政府收入大幅增加，在宏观分配格局中政府比重也大幅上升。其中，制度外收入、地方政府土地出让收入等非预算收入对政府所得份额提高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我国的分配格局向政府倾斜，主要是由于政府的各种非预算收入大幅提升所致，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我国分税制财税改革后相应的监督体系不完善密切相关。
　　 随着各级政府向公共财政职能的转变，在分配格局中政府所得份额也要相应提高以增加政府的总体调控能力，这是毫无异议的。政府所得份额的提升要由规范的各种税制来体现，这与我国当前各种非预算收入比重较高不相适宜。积极推进“费改税”工程并加快税制监督体系建设，增加我国财政的透明公开和公平性，应是必要的政策选择。
　　
　　居民所得份额下降
　　
　　 居民所得份额自1992年以来大体上呈现出下降趋势，这可以从居民的收入和支出两个方面来解释。
　　 第一，收入方面，居民收入来源比较单一，而且收入增速在下降。我国居民收入主要是劳动报酬收入和财产性收入。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产业结构逐步升级，第二产业产值占生产总值比重提升并成为我国的主导产业，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劳动报酬收入占要素收入的份额必然下降。再由于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供给长期供大于求导致平均工资水平长期增速较慢，这也是劳动报酬收入增长不快的原因。自上世纪90年代初期实行短时期的高利率政策后，伴随国民经济的调整，利率逐渐调低。仅在1996年5月～2002年2月期间，央行连续8次调低利率，其中1年期个人储蓄存款利率由5.98%下调到1.98%，1999年还开始征收利息税。之后两年内为促进经济增长都实行了低利率政策，直到2004年下半年才开始陆续上调存款利率。又由于我国证券市场尚不完善，分红强制机制至今尚未建立。居民投资途径无法多元化。这些都使居民的财产性收入增长较慢。
　　 第二，支出方面，居民支出增加明显，使得居民可支配收入存量减少。随着我国城镇住房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化，居民用于住房、医疗和养老等方面的支出相应增多，居民支出增加较快导致居民的可支配收入随之减少。与此同时，原本由政府和企业负担的这些社会成本的支出相应下降，政府和企业的可支配收入比重必然会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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