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下，媒体上经常出现救助人与见死不救的报道。称赞见义勇为甚至不顾自己生命危险的英雄举动有之，谴责视若罔闻、见死不救的冷漠行为有之，无疑这些见义勇为的英雄事迹在道德滑坡的今天，让人们看到道德复归本位的曙光。其实在人的一生中，往往有需要救助的时候，同样，别人也有需要救助和你可以救助他们的时候，我就属于这种被人救助又救助过别人的芸芸众生中一员。
记得4岁那年的元宵节村里“游神”，在解放前，这算得上是村里的一桩大事。在那文化活动极其贫乏的年代也是村子里的“大型文娱活动”，无论大人与小孩个个兴高采烈前去参拜各路神仙。姐姐和姑姑带着我也去凑热闹，她们那时也只有十一、二岁。游神的路线经过我们家不远的大路，我们吃过午饭后即在那里等候。当很多人抬着神仙们的塑像过来时，大家都往前挤。姐姐一分心，松开了拉我的手，我也随着人流往前走。明明是踩在草上，但却掉到粪池里去了。以前到过潮汕的人都知道，当地农村每家都有一口积肥用的粪池，大多数是露天的，周围也没有围墙。时间一长，旁边便长出杂草，杂草多时几可盖住粪池口的一半。粪池一般约有几尺至一丈多深，粪水的深浅不一，一般足可以将小孩淹死。我就是只顾看热闹，踩在这些青草上而掉到粪池里去的，掉进粪池后什么也不知道了。后来才听说是姐姐回头找不到我，往她旁边的粪池一看，见到我在粪池中挣扎，遂大叫救命。这时有一年轻人，毫不犹豫的跳到粪池里去将我托起，再由上面的人拉上去。过后我才知道救我的青年人叫詹金城，同乡同宗，比我高一个辈份，我应称他为金城叔。对金城叔的恩德我终生不忘，长大以后我也经常想着该怎样来报答他。
1971年夏天，我回家探亲，那时我已从中山医学院毕业，并被分配到河南省当了医生。一天金城叔来找我看病，他的皮肤、眼结膜黄染，经检查及结合村中流行病的情况，我诊断他患了流行性肝炎，这在当时卫生条件较差的农村是一种常见传染病。他与当时的一般农民一样都很穷，我送他50元作为买药费用。那时的50元应该基本够他买药了，他很感激，而这只是略微报答他的救命之恩而已。
1972年夏天，我又回家探亲。一天下午有一男人匆匆到家里找我，说他的外孙掉到粪池中，现虽捞上来但小孩似乎死了，要我去看。我认得此人，是金城叔的堂弟，也是我的邻居，两家房屋背靠背距离只有2尺，墙上各有一小窗开向两堵墙的间隙。我立即随他过去，见小孩紧闭双眼，不能动弹，也似乎看不到呼吸。我立即展开救治，抠掉鼻口堵塞的脏物，反转倒吊小孩，使其胃、肺中的脏水流出，后做人工呼吸，并叫我弟弟回家拿呼吸兴奋剂，俗称“强心针”，给予注射。那时我弟弟是“赤脚医生”，药箱中备有常用急救药。经过一番处理，小孩慢慢恢复呼吸，哇的一声哭出来，并吐了很多粪水，幼小的生命捡回来了。后来连续用了三天抗生素，小孩恢复了健康。他的爷爷听说孙子掉进粪池又被救活后，从30多里外的家赶来看望。他家养有鸭子，送了我8个鸭蛋以示感谢。
1976年夏天，我再次回家探亲。一天中午我午休刚醒，忽听到有女人叫救命的声音并夹杂着孩子的哭声。我立刻过去，一看，金城叔的堂弟媳上吊在梁上，她的妯娌一边托住她，一边叫救命。我见后即刻帮她将上吊者绳索解开，把人抱放在床上。见人虽瘫软，但一气尚存，看来上吊时间不长，且无颈椎脱位。经针刺人中等穴位后呼吸慢慢恢复至正常。也是她命不该绝，恰逢我在家，捡回一条命。
说起来真像作家在写小说，更像佛学家、道学家在宣讲“善有善报”“恩恩相报”的事例，但确是发生在我身上的故事。金城叔救了我，我也“三报其恩”，从某种意义上去想，可以说他救了我这个屁毛孩，实际上也是救了自己及家人。
今年11月3日我们大学同班同学在毕业41年后回母校聚会。大约8点45分，我到中山医学院北校门接他们。一出校门见到离校门左边约10米的人行道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身体在人行道上，脚却在马路上。路上行人如鲫，距离他约五、六米的候车站上等车的人也有一、二十人，但却没有人前来施救。我走过去仔细察看，见他面色苍白，眼睛紧闭，汗水湿透背面的衣服。触其皮肤，感觉湿冷，看他呼吸微弱，脉搏快而无力，问之不应，判断他是虚脱，甚或休克，且伴有精神障碍。再看他所带的黑色塑料袋里有几盒药，推断他是来医院看病取药的病人。当务之急是将他抱离马路，并拨打120。二十多分钟后，救护车终于来了。医护人员马上检查病人，经测血糖水平几乎为零，遂给补液。病人交接后我的“任务”即完成，我与老同学们进入中山医学院。
救助有难者、扶起跌倒老人、抱起倒在路上的人，本是做人的基本道德，根本不值得一谈。但现在很多人都不敢为之，我想“彭宇案”、“撞汽车案”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卫生部的“救助指南”本是对医学生讲课或指导急诊医生用的诊疗常规，但此“救助指南”若用来指导路人，只能起到拨打120，而不要动倒地者的作用。所幸的是，有良心的人、敢于救人者还正如媒体报道的那样大有人在。
今年暑假在重庆开会后，到附近一寺庙游玩。该庙不收门票，按我的惯例，对不收门票的寺庙，我都要捐赠。当时同车有一二十人，我捐了600元。临走时收款的中年和尚劝我今年不要帮助任何人。我在1973年响应毛主席的大家都要学习一点哲学的号召中，学过中国古典哲学，对佛、道两教的皮毛略知一二。不管哪一教，都是教人做好事要多多益善，对于“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更是其说教的重要内容，也是普罗大众乐于接受的道理。我在东风路上救助的那个人，应该早已康复。二个多月过去了，按理该不会给我找麻烦了。重庆和尚的话不可信，和尚说这种话只能说他未脱世俗，未修成正果。他的话只能理解为现在凡间的道德滑坡现象被带入空门，真是罪过。我想只有人人多做好事善事，这个社会才能和谐幸福。
作者：詹希美，中山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教学名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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