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管中国高级官员任免的中共中央组织部很少如此高调：向海外敲锣打鼓，呼唤高层次人才回国效力。
颇像一次大规模的政治动员。
2008年年底的中国，由向来仅负责任命高级官员的中组部牵头，启动了一项旨在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千人计划”——在国家层面，用5～10年时间，引进2000名左右能够突破关键技术、发展高新产业、带动新兴学科的战略科学家和创新创业的领军人才回到国内发展事业。
有别于以往的“百人计划”、“长江学者”计划以及“杰出青年基金”计划，这是一项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的政治级别最高的人才计划——显然，为了吸引海外留学人才归国，中国政府下定决心要做最大的努力。
国际舆论称之为“高瞻远瞩”。
据教育部统计，目前中国有20多万留学人员学成后留在海外工作，就职于国际知名企业、高水平大学和研究机构，取得副教授或相当职务以上的高层次人才约有1.5万人。他们大多在35～50岁之间，正处于创新创业黄金时期。
另一方面，中国在20世纪国际性人才竞争中，像世界上其他新兴国家一样，不可避免地处于劣势。
这种劣势超乎了想象。
美国《华尔街日报》2010年1月26日报道说，美国有关政府机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02年在美国拿到科学和工程博士学位的外国留学生到2007年仍然滞留在美国的比例，中国最高，高达92%；位列第二名的印度81%；位列第三的加拿大55%。
美国《科学》杂志称，清华和北大成为美国博士生来源最多的学校。
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一直研究海外人才战略，这位早期归国的海外留学人员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自1978年以来，中国累计向外国输送留学生、学者共计192万人，回国只有63 万人，回归率不足三分之一，而留美理工科博士毕业生等高质量人才的回国率仅为8%。
1996年，作家钱宁在《留学美国》里写道：在美国，留学生见面时，会相互询问“什么时候毕业？”“找到工作没有？”“买了房子没有？”但绝不会有人问“准备什么时候回国？”如果你跟别人说，你要回国了。对方在惊奇之外，大半会猜想你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
这种局面，或许是当年中国政府恢复留学制度时未曾料想过的。
10年以后，另一位作家凌志军在《中国的新革命》一书中已是另一番描述：就在几年前，他们中间还流行着“傻瓜才回家”的观点，而现在，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怎么还没回国呀”。
这或有文学加工之嫌，但21世纪的中国确已不可同日而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全世界几乎所有的目光都在投向中国，包括那些滞留在海外的留学生们。
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国家正在变得更加强大，但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它的改革仍显缓慢而艰难。对于那些立志于推动它变化的仁人志士，这是挑战，也是机遇。
“说到底，今后真正能吸引留学人员归国的，不是别的，是发展的机会。”钱宁在书中说。
他们将迎来改变这个国家的最好机会。
揭秘“千人计划”
2010年7月28日，受党中央、国务院邀请，70位国家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千人计划”入选专家到北戴河休假。国务委员刘延东、中组部部长李源潮，前往看望。
这是中国给予知识分子的高级别政治礼遇之一。此前，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曾被邀请参加60周年国庆大典的观礼活动。
中组部还特别在中央党校举办了“千人计划”专题培训班，以便“千人计划”高层次人才更好地了解并适应国内的环境。
这种努力颇有成效。截止到8月，共有6200人申请加入“千人计划”，入选1510人，其中正教授是前10年引进的20倍。
回国的诱惑
“特殊身份”意味着“无论是创业还是融资，都能有很多好处”
“这是一种荣耀，代表国家层面的认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王亚雄说。王亚雄是“千人计划”第二批引进的人才。
“许多海外高层次人才希望从制度上明确他们的特殊身份，以利于他们回国创新创业，他们觉得这比报酬、福利还重要。”一位中组部官员透露。
作为一种“最高规格”的认可，入选“千人计划”当然是一种荣耀，但又不只是荣耀。
“这意味着无论是创业融资或做其他工作，都能有很多好处。”中国与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王辉耀这样解读。
“背后是国家的政策和资金支持。”王亚雄进一步解释。但具体到他个人，他倒不愿意透露获得了哪些支持。
王亚雄回国之前在美国待了15年，本科学的是化工，博士念的是机械，现在在化工和机械两方面都有事业。
此前，王亚雄在戴尔公司工作，主要负责戴尔高端计算机的硬件设计。虽然王亚雄现在的头衔是内蒙古科技大学化工学院院长，但他回国的真正目的是创业。
2006年，他就在内蒙古创建了一个太阳能和节能设备的企业。但直到2009年，他才作为“千人计划”第二批引进的人才“真正”回到国内。“一方面是因为自己公司的发展需要；另一方面，在国外待了那么多年，也确实想创一份自己的事业。”
从硅谷归国的姚宏宇也是入选第二批“千人计划”的人才，2007年回国创业，创建了北京友友天宇系统技术有限公司，致力于云计算核心技术的研究和发展。2009年，他为了申报“千人计划”去了天津。
“这像是天上掉下的馅饼。”他对《中国经济周刊》说，“能砸到你一块就很不错了。”
但他刚在天津申报成功，北京这边又来找他，“弄得很尴尬。”
在这场人才战略的政治动员中，中央要求各省、区、市要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制定本地区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有针对性引进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地域之间存在明显的竞争性，甚至“千人计划”成为地方和部门的政绩工程。
姚宏宇告诉《中国经济周刊》，成为“千人”之后，相关方面经常会关心一下，例如，中秋节被邀请去开个联欢会什么的。“印象最深的是，给我太太(美籍)解决了五年签证。这样我就不用老跑到旧金山去签证了。”
“但对我创业，没有什么太多特别的好处。”他批评很多人对“千人计划”所持的心态不对，“你本来就是要回来创业的。”
他说，在美国，创业的成本很高，尤其是人力资源成本。国内成本相对较低，“而且相比美国，国内最大的优势是人脉，做生意讲人情。”
王辉耀曾做过调查，那些归国创业成功的海归， 80%的人曾在不同时期参与过起码一个不同的社团、商会、行业组织、校友会、同学会等。这是积累人脉的主要方式。
“但国内最大的问题是，无论是个人、集体还是公司，整体面临信用缺乏。”姚宏宇说，他对国内创业环境最不满的是：无论是政策还是资源，都倾向于支持大公司，而不是他们这样的小公司。
同在2007年回国创业的陈锡源深以为然。陈锡源是播思通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 CEO， 该公司是一家移动通信产业软件供应商。此前，陈锡源是总部在美国硅谷的UT斯达康公司的高级副总裁及首席技术官。
“中组部的承诺都兑现了。”他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公司获得了认可，这很好。
“‘千人计划’的效果很好，现在国外的不少人都想回来，但很多找不到合适的机构。”王辉耀说，国家扶持了一批人，形成一种氛围，“这很重要”。
在他对海归回国创业300个成功的案例调查发现，这些人的平均年龄在35岁左右，一般三位以上的海归组成一个创业团队，普遍高学历，其中博士和博士后占了48%，硕士占35%，46%的人为理工专业，27%为经济或工商管理专业，12%为法律或其他人文专业；在高科技领域创业更容易成功，70%来自高科技，20%来自服务业。
“‘千人计划’对国家一定是有好处的。这跟投资一样，投10个有一个成了，那就是成功。引进10个，有1个能为国家作贡献，就是成功。因为人才作出的贡献肯定是不能以量来计的。”姚宏宇对“千人计划”给予了高度认可。
决策层的态度至关重要。在“千人计划”的一次内部动员会上，中组部领导曾有过这样的表述：要有人才投资的概念，还要充分认识到投资高层次人才也是个风险投资，要争取赢，也要宽容“输”。投资人才肯定有投不中的，对投不中的要宽容。实施“千人计划”，“国家层面准备引进2000人，全国总的引进万把人。这万把人中要是能出来1000个真正管用的领军人才，那就不得了。”
“千人”的烦恼
“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当然，社会上仍然不乏质疑之声，尤其是在学术界。
“目前归国人员中一流人才少，二三流人才多。”在一次研讨会上，一位学者这样概括“千人计划”人才引进的成果。
“确实，并非所有的先进人才都回来了。例如，大量的理工科高端人才和高端管理类人才还是没有回来。”王辉耀坦言。
这当然也在决策层的预料之内。还是在那次内部动员会上，中组部领导表示：引进海外人才可能会引起国内一些人心理不平衡，激起一些大的浪花。但这也是成本。
“把他们引回来，当然得要付一点代价。这个代价是值得的。”他说。
国际知名科学家、原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施一公2008年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他的全职回国在国际学术界引发了一定的震动。
他很快被国内树立为典范。受其影响，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和优秀青年创新人才陆续申请到清华生命科学学院工作。
事实上，回国后，施一公也一直在积极推动“千人计划”人才的引进。
面对社会上的一些质疑，他认为，即使(引进)的这些人不是国际上最领先的专家，但也是不错的人才。“还有一些人去了西部……你们愿意去吗？这些人如果在国外做得已经不错了，而他回来又能以点带面改变一个学校、一个地方学术水平的话，难道我们不该支持吗？”在一次会议上，他这样反问。
确实，“千人计划”人才引进到了第三批，广西、贵州、西藏、青海、宁夏、新疆6个省区仍无入选者。
回到内蒙古的王亚雄向《中国经济周刊》抱怨说，“国家层面的推动很有力度，但到了地方缺乏跟踪机制。像内蒙古相对来说滞后一些，跟做得好的地方还是有一点差距。”例如，他的身份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落实。王已经入了美国国籍，根据国家政策，应该给发工作居住证，“但内蒙古这边落实得很慢，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落实，每年都要签证，很麻烦。”
另一位“千人计划”引入的人才也向王辉耀抱怨说，他在美国有很好的工作环境，有上下游及助手配合，结果他回来以后，助手和上下游都没有了，各种表格填来填去，反而出不了什么成果。
“无论是回来搞学术的，还是创业的，都有人反映，国内的整套审批系统依然很繁琐，耗费他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王辉耀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国内科研经费的划拨，很多是凭关系。例如，你去当(科研项目评定)评委，你所评的那些人都给你打电话，各种领导也会打招呼。“这在国外是不可想象的，这些刚回国的人很不适应。”
入选第一批“千人计划”的科学家饶毅与施一公曾联合在著名的《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了国内学术环境的不端：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而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
“这些问题部分归结于体制，部分归结于文化。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已经回来的这批人，都立志想要改变这样一种环境。
谁最需要国际化人才？
央企的人才困境
全球招聘“招了半天，90%还是内部人才”
国资委是实施“千人计划”的主要责任部门之一。在“千人计划”正式启动大约半年后，中组部领导曾到国资委做过一次动员讲话。
这位领导在这次讲话中表示，按照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布局，中国高层次人才的主力军首先应该在企业，其次应该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当前高校和科研机构确实集中了我国大多数高层次人才，但相比而言，企业的高层次人才少得多、弱得多，一些高层次创新人才远离建设创新型国家的主战场。”
“中央企业与国际先进企业相比，比较明显的差距在创新、在人才，靠创新才能克服困难，靠人才才能长盛不衰。”他说，中央企业要成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主力军。
按照中央企业人才队伍建设“十一五”规划，高层次科技人才要占企业科技人才总量的5%。“目前是3.1%，缺口约2万人。这2万人短期内很难全部由我们自己来培养，引进是一条现实、快捷、有效的途径。”
央企第一次面向海内外招聘，可追溯到国资委成立之前。2001年，中组部首次面向全球招聘神华集团副总经理，被认为是中央直管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一项重大突破。彼时，国资委尚未成立。
2003年9月，挂牌不到半年的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对外发出公告，组织6家中央企业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7名高级经营管理者。
据媒体报道，国资委会议披露，2001年以来，共8次面向海内外公开招聘央企高管，招聘128名高管和12名海外高层次人才。
有媒体统计，2003年以来公示的122名央企高管人选中，51人来自于原企业或原系统内部，占41.8%。57人来自具有国资背景的外部企业，占46.7%。
“什么叫全球招聘？起码你得有一半人是国际上招来的才叫全球招聘，结果招了半天，90%还是内部人才。”王辉耀认为，国资委历年的全球招聘结果一定程度上能反映一些问题，根本原因还是出在体制上。“在国外待久的人可能会在文化的融入上有问题，不一定能适应国企的文化环境。但越是这样，就越要不断引入海外人才来改变这个环境。引入达到一定的规模，文化自然就形成了。”
地方的争夺
“光有大楼，没有大师不行”
在“千人计划”的带动下，地方的人才效应或许更明显些。
王辉耀认为，“最明显的是提升了全国各地的人才意识，各地官员更重视人才，这种附加的效应是不可估量的。”
说到这里，他很激动，因为他写的一本书《国家战略，人才改变世界》被广东省省委书记汪洋专门组织官员进行学习。汪洋说，“广东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键是人才。我们必须高度重视人才工作，研究人才理论。”
在广东的广州和深圳以及全国的许多城市都提出要打造国际化大都市，但其国际化人才的比例很低，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国际人口的比例都不足0.5%。这对于一个城市的国际化当然很不利。
“中国的大多数官员已经意识到：中国现在的大楼基础设施都很好了，但光有大楼，没有大师不行，光有硬件没有软件不行。”王辉耀说。
目前，从中央到地方，投入了近400亿资金，用于人才发展和引进。全国31个省市区和35个行业系统已经启动了2778项人才工程，制订实施了本地区海外人才引进计划。例如，北京市实施了“海外人才聚集工程”，上海市启动了“上海千人计划”，广东省实施了“珠江人才计划”，江苏省实施了“万名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
事实上，早在2003年以前，时任江苏省省委书记的李源潮就曾当江苏的形象大使，先后两次率团专门到韩日、北美地区招聘人才。在招聘过程中，他不仅不遗余力地宣传江苏，而且多次到招聘现场和留学生交谈，鼓励他们回国创业。
王亚雄在江苏设了一个分公司，他明显感觉江苏在海外人才的引进上已经走在全国的前列。
以苏州为例，官方数据显示，苏州人才总量增长率连续9年保持在15%以上，高层次人才数量增速连续6年保持在20%以上，已有30人入选国家“千人计划”。
无锡也推出了“530计划”(用5年时间引进30名海外领军创业人)。截至去年，无锡已累计引进海外归国人才超过6000名，落户530企业1200多家。
未来10年、20年，长三角地区特别是上海周围，能不能成为世界上科技创业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这是一个未知数。
凌志军在研究了李彦宏、张朝阳、周云帆等等那些创造了中关村财富神话的案例后，在《中国的新革命》中预言：未来三五十年，中国一定是海归的天下，各行各业的杰出人物都将是海归。
倘若这个预言可以实现，那是海归的幸运，这个国家也必将为之改变。
“千人计划”调查：
归国人才最怕什么？
2011年上半年，中组部人才工作局、海外高层次人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委托专业调查机构对“千人计划”实施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调查对象包括“千人计划”人才(包括创新人才和创业人才)、家属、用人单位、国内人才、公众等。
根据调查报告的结果显示：“千人计划”实施成效得到被访者的高度肯定。其中，99%“千人计划”人才、92.1%的用人单位领导、88.2%的国内人才认为有必要实施“千人计划”。
“千人”选择回国的主要原因中，“报效祖国，为祖国的科研事业出力”及“中国处于高速发展期，回来发展机会更多”位居前列。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增强了对海外人才的吸引力。其中，83.2%的创新人才已到岗，67%已开始工作，33%已取得初步成果；86.1%的用人单位对引进的“千人”表示满意；82.8%的创新人才表示国内工作单位适合自己发展。
尽管如此，在这份调查报告中，也暴露了“千人计划”在执行过程中存在的种种问题。
人才最怕：承诺不兑现
根据受访者反映，创新人才工作条件落实进度较慢。仅17.5%的创新人才表示所在单位已经“全部落实”，“部分落实”的占40.4%，“正在启动落实”的占32%，还有10.2%表示“落实还有困难”。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千人计划”引才政策有待进一步细化；另一方面是部分用人单位与引进人才在签约时过高的承诺在后续工作中兑现不了。
与此同时，56.6%的创新人才、36%的用人单位领导、32.8%的国内人才认为“国家没有配套项目和经费，开展工作困难”。 这也是引进人才和用人单位平时反映较强烈的一个问题。
“国家提出的优惠政策很难兑现”、“待遇落实工作不够得力”也是被访者较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人才家属对各项特殊生活待遇的落实情况不够满意。其中，“绿卡、签证”、“子女入学”落实情况得分分别为67.3分和65.1分；“工作安排”、“住房(租房)”和“其他”待遇的落实情况得分均在61～64分之间；“医疗待遇”和“保险”的落实情况得分最低，均在60分以下，处于“不到位”水平。
究其原因，该调查报告分析：一是“千人计划”个别政策原则性强，要使其符合每位引进人才的不同需求有难度；二是有关职能部门的审批环节多、周期长，导致部分人才不太满意；三是一些地方和用人单位服务意识不够，切实为人才排忧解难的主动性亟待增强。
最多的差评：“研究风气不好”
国内的总体环境一直是“千人”最关心的问题。对国内的科研环境，创新人才的评价并不高。49%的人认为国内“研究风气不好，把很多时间花在学术之外的‘公关’活动上”，45.9%的人反映“科研项目审批不透明，存在拉关系、走后门现象”，40.1%的人坦言国内搞科研“人际关系太复杂，需要花大量时间处理”。
64.9%的用人单位领导和55.6%的国内人才也认为“人际关系太复杂”是国内科研环境存在的主要问题。37.6%的创新人才、35.1%的用人单位领导、50.0%的国内人才、36.3%的公众均认为“在当前科研体制下能力发挥有限”。
根据调查结果，对于创新人才而言，“科研团队力量弱”以及“科研经费不足”是他们工作遇到的最大困难；对于创业人才而言，招聘合适人才难以及创业资金来源少是他们面临的主要问题。
在生活上，“空气、水污染严重”，“房价过高”和“食品安全”是引进人才及其家属担忧的最主要问题，同时，43.7%的创新人才和20.6%的创业人才对自身及配偶的医疗保障和社会保险问题较为担忧。
基于此，65%接受调查的“千人”最后表示，准备长期在国内工作，30.2%的人持观望态度，4.8%的人明确表示准备再次出国。
该报告表示，中组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完善引才政策、优化引进人才的工作环境，进一步严格标准、优化程序、提高效率，更好地实施“千人计划”。
百年海归史
第1代
1872年—1875年，清政府送120名12～15岁幼童赴美留学。在这批少年归国后，有不少以后成为清末民初的优秀人才。
代表人物：唐绍仪、唐国安、詹天佑
第2代
光绪初年派出的海军留学生近百人，分赴欧洲各国学习，回国后担任各级海军将领。
代表人物：严复、刘步蟾
第3代
20世纪初，不少人选择前往日本留学，形成留日高潮。在20世纪头十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达5万人以上。
代表人物：黄兴、宋教仁、廖仲恺
第4代
1907年，美国将部分庚子赔款用作中国办高等教育和招收中国学生留美。1911年中国为选拔和预培留美学生，建立清华学校。此时，除了清华大学派送留学生外，还有大量“自助学者”赴美求学。
代表人物：竺可桢、钱伟长、梁思成
第5代
从1915年开始，中国知识界的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提倡“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到1920年赴法求学人数已达1600人，逐步形成全国性潮流。
代表人物：周恩来、邓小平
第6代
1920年5月，苏俄建立莫斯科东方大学招收远东各少数民族和亚洲各国的革命青年。此一时期留学欧洲、苏联的学生，后来绝大部分成为优秀的革命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走向胜利的支柱力量。
代表人物：瞿秋白、刘少奇
第7代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以后，中央和地方政府继续向美、英和西欧各国派遣官费留学生，自费留学生也人数迅增。二战后，这批留学生回国时已是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熟习现代产业技术的工程师。
代表人物：朱光亚、唐傲庆
第8代
抗战胜利后，很多留学生和学者滞留海外，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和老一代科学家们召唤年轻学子回国工作，数千名海外学子慨然归国。
代表人物：钱学森、邓稼先
第9代
新中国成立后，中央即决定大规模向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留学生。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派出的1.8万多名留学人员全部回国，无条件地服从分配，成为后来发展工业和全面建立科研体系的骨干力量。
代表人物：江泽民、李鹏、邹家华、钱其琛
第10代
海归一词真正出现于上世纪90年代末香港回归时。1997年后的两、三年间，大概有几千名大陆欧美留学生到香港就业。2002年是海归潮的高峰年。这批“海归”不仅带来了先进的管理和技术，也带来了市场和观念。 |
